走近赛珍珠 (第18/22页)

，他们厌恶这个过程。他们自己不写，却嫉妒那些不断在写的人。

    刘岳厚永远也不厌恶这个过程。在他的写作生涯中，成功的希望太渺茫，结果固然重要，由于总是没有结果，他也只能靠写作这个过程来聊以自慰。在热爱写作这一点上，他比那些不热爱写作的作家，更像作家，更接近文学的本义。在过去的许多年里，刘岳厚所以和我保持着持续不断的联系，一个很简单的原因，就是我以及我的家庭，和文坛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。人们在介绍我的时候，总是习惯地称我为某人的孙子，某人的儿子。我的家庭被人们誉为文学世家，很小的时候，我就被告诫，永远不要在公众面前，对文学的话题说三道四，永远不要盲从，不要轻易相信别人所说的好文章。我祖父在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以后，给我的忠告就是，想写就写，不要硬写，不要老三老四地发表什么创作谈。

    至今为止，我仍然保持着这样的世故。我和父亲曾是最好的文学搭档，父亲过世以后，我感到最大的悲哀，是少了一个谈文学的人。我很少在公开场合对别人的作品说什么，对许多名噪一世的作品保持着沉默。可是在家里，和父亲谈起文学来，嬉笑怒骂酣畅淋漓，充满了一种煮酒论英雄的痛快。坦白说，刘岳厚很长时期里，一直是我和父亲的嘲笑对象，他厚着脸皮，一次次揣着整叠的作品登门拜访。有时候，他还带着一些土特产。明知道是碰钉子，但是他从来不放弃最后的希望。我的父亲是一家文学刊物的主编，我自己因为发表小说多少认识几个编辑，我们都有一种帮不上忙的感觉。刘岳厚的文章永远是差那么一点，他永远想弄明白怎么写，一直到死也没弄明白怎么写。我的父亲绝不可能因为收了刘岳厚的土特产，就昧着艺术良心，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，发表他的文章，而我将他的稿子，转寄给那些熟悉的编辑朋友以后，也只能恳求他们给刘岳厚写一封婉转的退稿信。

    在刘岳厚逝世的几天里，我一想到这样的场景，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。我想到他总是风尘仆仆冒冒失失，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向他昔日的学生求教。他对我说好话，忍受着我对他作品不置一词的沉默，最后免不了孩子气地问我:“你看这次能不能发表？”

    有一次，因为不耐烦，我很直截了当地说:“你这样的文章，就算是发表了，又怎么样？”

    我的话像子弹一样地击中了他，他像一个没有抵抗能力的小孩子那样看着我，不知所措。我把他渴望翻开的底牌，翻了过来，不留任何情面，这犹如在大庭广众之下，剥下了他的裤子。他完全懵了，知道我说的是真话，是他最不愿意听到的真话。有时候，说真话不一定是好事，有时候，说真话会很残忍，我觉得自己当时根本就不应该那么做。我不应该那样伤害他。

    2

    赛珍珠的成功来得实在太容易，仅仅是一个普利策奖，就让她感到受宠若惊。她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成功的秘诀，在于她充分地满足了美国读者的好奇心。美国人对于东方更多的是好奇心，有关中国的传奇并不少，那些自称曾在慈禧太后身边待过的西方宫女，胡编乱造地写的慈禧传记，像天方夜谭一样无边无际。有趣的是，这些有关中国宫廷的书，远没有赛珍珠所撰写的一部农民史诗更受欢迎。赛珍珠的成功，和世界范围内的红色的30年代分不开，劳工神圣已成为一句全球性的口号，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，从来没有像这段时间这般严重过。

    尽管赛珍珠曾说过，她对当时的世界文坛了解甚少，但是她的作品在客观上，和世界文学的潮流不谋而合。是否史诗，是评价一部作品的重要标准，那是一个需要伟大作品的时代。在赛珍珠之前，农村题材的小说很合诺贝尔奖评委的胃口，1920年，挪威的汉姆生因为他的划时代巨著《土地的成长》获奖。四年以后，波兰的莱蒙特又因为代表作《农民》获奖。当时在美国炙手可热的作家是辛克莱？刘易斯，他的《大街》早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，就已经成为里程碑式的作品。虽然现代派文学已经崛起，其他流派的文学已经过时，然而处于领导地位的，仍然是现实主义文学。赛珍珠的《大地》和以上提到的几部作品的相似之处，在于它们都揭示了城市和农村的对立，它们都谈到了土地是人生之本的问题，都不同程度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。

    在中国环境中长大的赛珍珠，对于书畅销的意义显然认识不足。对于她来说，写作只是一种梦想，她想写，写了，想发，发了。一旦书真的出版了，还会怎么样，她没考虑过。中国人对女性的忽视，或多或少地也影响到了她的世界观，她没有那种女强人的野心和事业感，因此也就没什么功成名就的满足感。虽然日后的荣誉接踵而来，但是从《大地》问世后，猛烈的指责就从没有间断过。与荣誉相比，那种不问青红皂白的指责，给赛珍珠的震动更大。有些指责似乎已经超过了赛珍珠的忍受范围，她的好脾气使得她不便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反击，若干年以后，她在写《自传》的时候，才把这些恶毒攻击予以公布。

    无论是美国人，还是中国人，都参加了指责赛珍珠的大合唱。赛珍珠收到来自美国本土的第一封信，就是一封辱骂式的责难。一位教会中的基督徒，用了好几页的篇幅，指责赛珍珠写得太直露了。他使用了一个很脏的字眼，赛珍珠在《自传》中不忍心把它写出来，猜想不外乎是“下流”或是“yin秽”之类。她是一个传统的女性，最难以容忍的可能就是这些字眼。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指责，和上面提到的那位美国基督徒的观点不谋而合：

    她特别喜欢攻击人性中难以启齿的东西，譬如说性。她在作品中运用某些富于技巧的暗示，使这极普通的事情变得对读者非常刺激。不错，性是人生之本，正如对性生活的分析研究所示，它像人之饮食一样正常和必不可少，这都是事实，但猥亵的暗示比令人恶心的明说更坏。这也是为什么穿长筒袜和短裙比一个裸体模特更富性诱惑力。我并不想宣传传统的性道德标准，但我确实相信，无论对于个人或社会生活，性挑逗越少越好。我们的年青一代需要的是对性的自然、健康和坦率的表述，而不是赛珍珠书中要表现出来的那种哀婉的不健康的暗示。

    小说中的性，常常是作家遭受攻击的臭鸡蛋。永远会有那样的读者，像寻矿一样地在作品中找到有关性的章节来读，然后就此大做卫道士。我不止从一本书上看到对赛珍珠有这样的攻击。事实上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，有许多作家都被“自然主义性描写”这个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