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教授 (第11/26页)

越说越沮丧。我们的谈话是从沿海一带的走私开始的，马路叹着气告诉我，说他家乡现在的走私活动非常厉害，那位表哥靠贩卖走私录音机，捞了不少钱。在80年代初期，最流行的走私商品，是日本的SANYO手提录音机，这位表哥此行的目的，是考虑到大学里有许多人在学外语，想让马路为他在大学生中推销他的走私录音机。

    送马路妻子去火车站回老家的时候，我们在车站又一次遇到了她的表哥。因为来过学校，有许多人曾经都见过这表哥，大家都为这不期而遇感到高兴，觉得孤儿寡母的，一路上有个熟人照顾，毕竟是件好事。由于我是唯一知道其中秘密的人，因此只有我一个人清楚地知道，这绝不会是一次偶然的相遇。和一年前相比，这位表哥现在是真正地阔了，手上戴着一个大的黄灿灿的戒指，金光闪烁十分耀眼，虽然他故作正经，然而我还是能看出他有些慌乱。马路逝世以后，班上同学曾经慷慨解囊，为他的遗属募捐集资。每当我想起当时的募捐，或者是去邮局帮苏教授替马路的遗孀汇钱，我便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位躲藏在背后的表哥。我永远也忘不了当时在车站的情景，那位表哥伸出那只带着金戒指的手，去接马路的骨灰盒，那一瞬间，我仿佛听到了骨灰盒里马路痛苦的呻吟。

    多少年来，大学同学重新回忆起当年的寒窗苦读，必然会谈起马路。大家必然会旧话重提，再一次谈论像马路那样，把性命都搭了进去，究竟值不值。马路是读书时代的一种终结，他是班上的一面旗帜，是时代的一个标签，他的死，实际上也是宣告了一个特定时代的结束。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，要想在社会上立足，有一张大学的文凭就足够了，书本上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找不到用武之地。事实证明，大学里苦苦学到的绝大多数东西，走上社会后并没有任何用处。马路死了六个月以后，系领导召集班上的同学开会，作毕业分配动员的形势报告。大家突然发现，四年的大学生活已经到了尽头。我们被一本正经地告知，由于社会上对人才的需要，我们这些毕业生的前景十分看好。未来的社会，将非常看中一纸文凭，有了文凭，我们可以昂首挺胸、通行无阻地走向社会。

    让同学们耿耿于怀的，是在这次形势大好的尾声部分，系党支部的一位胖子书记站了出来，笑容可掬地动员大家献血。献血并不是什么坏事，但是选择的时机似乎有些不妥。大家不得不把献血和具体的毕业分配，牵强附会地联系在一起。经过四年的学习，肚子里的学问多少增加了一些，然而这并不意味同学们的思想觉悟，就一定会跟着提高。由于措辞听上去不是那么入耳，这位大胖子书记的话，很容易让别人产生别的联想。他的话很容易让人引起误会，这就是是否积极参与献血，将影响校方对一个人的看法，而这种看法最终将决定一个人应该去什么地方。大胖子书记说完以后，一个瘦瘦的医生出来说话，他的风格和前者截然相反，他像哄小孩一样地哄着大家，一个劲地说献血怎么无害。过多宣传献血无害，物极必反，人们反而要在肚子里产生疑问。没人会相信献血竟然比不献血更有利于健康，人血不是水，大学生毕竟不是小孩子，光说不负责任的大话蒙他们显然不对。

    班上的大部分同学都参加了义务献血，不能说都是心甘情愿，也不能说是因为担心不献血，会影响自己的毕业分配。有一点无可回避，这就是大家的心头，普遍地感到不太痛快。大家觉得应该换两个人来动员大家，换两个说话中听一些的人来，换两个懂得尊重别人的人来。这是一个弄巧成拙的典型事例，大家想到胖书记和瘦医生说话的样子，就反感，就觉得自己受到愚弄。在中心血站，同学们高高地捋起了袖子，看着自己的鲜血流进针筒，不能不又一次地想到因为贫血而死去的马路。要是我们献的血，能把马路救活就好了。事实上，对于一个健康的人来说，贡献点血，真算不了什么大事，献血以后，每个同学都拿到了30块钱的营养费，在当时，30块钱也不是什么小数字，反正就要毕业了，留着钱也没用，因此大家一起去上馆子，痛痛快快地大吃一顿。

    第三章

    1

    苏教授在我们大学三年级的时候，重新回到了中文系，这一年他已76岁。事实上，他已经在家赋闲了十几年，工资关系等等一直都放在历史系。中文系师生为他开了一个欢迎会，请他说几句，他的开场白，便是称自己为“出土文物”然后又即兴对“文物”二字，进行了一番考定。他笑着说，后世的人，一提到文物，就难免想到它是否值钱，其实今人所说的文物，和古人所说的文物，早就不是一回事了。今天的文物，是指那些遗留在社会上，或是仍然埋在地底下的历史文化遗物，是已经消失的往日的一部分。古人的文物，却是礼乐和典章制度的统称，他随口就举了一个例子，《左传？桓公二年》中有这么一句:“夫德，俭而有度，登降有数，文物以纪之，声明以发之，以临百官，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。”苏教授总是出口成章，然而毕竟是面对着几百号人，场面热闹，很多人对他的话似懂非懂，只是从心里知道他很有学问。

    那天苏教授的情绪特别好，大家起哄，要他表演节目。老师中有他昔日的弟子，便提议他来一段昆曲。苏教授也不推托，说自己嗓子不好，只能轻轻地哼几句，于是拉开嗓子就唱，有板有眼，而且声音并不低。同学们那时候还是第一次听到昆曲，都觉得怪怪的，一个个笑得十分开心。唱完了，一位教《欧洲文学史》的中年女教师站了起来，要求苏教授分别用英文法文德文朗诵雪莱的诗歌，说这是苏教授当年在外文系和同学们联欢时的绝活，话音刚落，大家热烈鼓掌。苏教授笑着说:“表演节目，应该是你们年轻人的事情，况且又是在中文系，老朽断无在这里卖弄洋文的道理。”女教师不肯放过，说不朗诵雪莱的诗，那就来一段莎士比亚的。苏教授拗不过她，于是当真又来了一段丹麦王子的自白。

    联欢会以后，我和马路送苏教授回去。学校说好派小车接送，然而那小车就是迟迟不来，打电话去，说车早就出来了，可是一等再等，依然不见小车的影子。再去打电话，那边已不耐烦，说车子已经开出来了，什么时候到，跟他们没关系。苏教授在系办公室里坐了半天冷板凳，很知趣地说:“我走回去，这点路没问题。”说了，怕系领导不放心，又安慰他们“有马路他们送，就可以了。”那天苏教授的精神特别好，一路上有说有笑。从系里去他家也确实不远，苏教授走走歇歇，很快就到了。

    苏教授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