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教授 (第20/26页)

一生和清贫无缘，他常说自己的学问，都是用白花花的现大洋堆出来的。苏教授从小就习惯于自己被当做神童，他所处的环境，让他除了不停地学习之外，没有别的任何事情可以干。在上海读教会学校时，苏教授的祖父害怕他学了洋文，忘了祖宗的遗训，又特地在上海替他请了位遗老教古文做法，每周法定要听两次课。四年以后，苏教授中学尚未毕业，遵父亲的指示，去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旁听，很快转为正式学生，然后又去了哈佛，受教于该校当时著名的学者白璧德教授。

    苏教授在美国待了差不多六年，然后又去欧洲周游了两年，先后就读于柏林大学、巴黎大学和伦敦大学。八年后他回到中国，从一个游学的公子哥儿，摇身一变，进入南京中央大学担任外文系最年轻的教授，讲授英文文法。也就是在这一年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他又成为当时也在中央大学教书的黄侃先生的私淑弟子。早在出国前，苏教授就听说过黄侃的鼎鼎大名，那时候他的年岁还小，苦于没有机会结识，现在终于遂了心愿，并且十分后悔自己去国外浪费了八年时间。一位外文系的教授拜中文系的教授为师，这在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，它意味着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一次战胜。虽然苏教授追随在黄侃先生左右，也就四年多的时间，然而这四年多的学习生涯，奠定了此后一生的努力方向。他对训诂产生了极大的兴趣，并且几十年一以贯之，在这门学科方面，深得恩师黄侃的真传。黄侃先生1935年秋天病逝，据说在晚年的弟子中，苏教授是侍奉老师最殷勤的一位，他当时不仅每日登门求教，而且亲自过问黄侃的生活起居。黄侃先生嗜酒，名士气很重，他的逝世和伤酒有关，苏教授力劝老师戒酒不成，每逢喝酒总在一旁把关，不让他多喝，为此屡被责骂，有时甚至当众被黄侃轰走，然而下一次酒宴上，苏教授依然如故。

    多少年来，苏教授一直以博学卓识著名。在1952年以前，他始终是外语系教授，除了英文文法，开授的课程还有莎士比亚导读、英国诗歌、西方哲学的演变等等。很难说什么是苏教授的真正特长，外文系没人敢怀疑他的英文有任何问题，中文系的教授也从来不敢小觑他的国学，因为事实上，他厚实的国学基础，足以证明他绝对不比他们中间任何一位逊色。人们敢说他的恩师黄侃保守、顽固，却很少用同样的词汇攻击他。人们常说，苏教授所以胆敢不趋“新”不靠贩卖“新”的时髦来显示自己的学问，和他在国外期间见惯了太多的“新”有关。温故而知新，只有真正地了解了旧，才可能实实在在地理解新。苏教授这一生中，似乎只对做旧学问有兴趣，很难找到像他这样执着于死啃书本的学者，有关他如何用功苦读的故事，有很多生动的版本。譬如在抗战期间，他就住在图书馆楼上，在书堆里搭一个铺，每周至多下一次楼去讲课，连续有两年，吃饭用厕甚至敌机轰炸，都坚决不离开一步。天才常常是通过勤奋体现出来，学问之外的事情，很少有能让他动心的。苏教授不止一次拒绝担任系主任，无论是在外语系，还是后来在中文系，他对涉足官场不感兴趣。

    苏教授唯一的一次出仕，是在抗战前夕，他担任了当时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的校长助理。说来很可笑，苏教授对于官僚，从来没什么好印象，但是对于仅比自己大了八岁的罗家伦却很推崇。有很多理由都应该让苏教授不喜欢罗家伦，罗家伦是胡适的学生，在“五四运动”时，是著名的学生领袖，曾先后留学于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、哥伦比亚大学，而且和苏教授一样，也在欧洲的一些知名大学就读过。在历史教科书上，罗家伦被称之为国民党的政客，最后好像是客死在台湾，然而苏教授对他却从无贬词。苏教授始终认为他是自己所遇到的最想办一所好大学的校长。由罗家伦担任校长的中央大学，是当时国内最好的大学，所开设的学科、学生和教职员人数，以及年度经费，都相当于当时同样是名牌大学的清华大学、交通大学、武汉大学、浙江大学四校的总和。罗家伦的野心，是把中央大学办成美国的哈佛、英国的牛津、日本的东京大学，他的雄伟计划，不仅打动了对仕途不感兴趣的苏教授，而且让当时还很年轻的苏教授立刻走马上任，为实现这一理想奔走卖命。

    担任校长助理的苏教授，为罗家伦贡献的第一个良策，就是将中央大学从市中心迁移出去。因为当时的校本部面积，只有300亩，很难有进一步的发展，参照国外的名牌大学，中央大学若想发展，必须从城市中突围，搬到空旷的郊区去。罗家伦十分重视苏教授的观点，让他率人立刻踏勘南京四郊，最后选定了中华门外的石子岗一带为新校址。这一带风光明媚，在二水三山之间，北面遥望紫金山，南面是当年岳飞大胜金兵的牛首山，东南面则是名为方山的一死火山，登高可西眺长江，又有秦淮河的一条支流从中穿过，山抱水环，充满了灵气。罗家伦对这一选择十分满意，新校址初次征收土地就有8000亩，并由教育部出面，聘请国内建筑方面的顶尖人才设计，可惜这庞大宏伟的计划，刚动工两个月，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，抗日战争全面展开，迁新校址的计划也因此夭折。

    苏教授又恢复了做学问，他常说八年抗战，是自己当教授以后，面壁读书的第一个最佳时期，他所在的大学一路颠沛流离，西迁到了重庆。很多人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，开始感到读书再也没什么用处，有的热血青年当兵去了，有的在鬼混，还有的去做买卖，剩下的也不肯太用功。苏教授当时有一句名言，这就是打仗乃是国军的事情，大学师生最好的抗日，就是埋头做学问，把学问做好，力争让自己的学校水平，超过日本的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，能超过就是抗日战争的胜利。他的观点一时成为大学里的笑柄，进步学生一提到他，就嗤之以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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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苏教授在1952年高等院校大调整时，调到了中文系。据说当时外语系希望他走，中文系又不想要，弄得他很尴尬。在过去的几十年里，苏教授以窝囊闻名，他之所以没有在历次运动中吃什么苦头，很关键的一点，就是他自从解放以后，一直老老实实，善于伪装，善于夹着尾巴做人。很多和苏教授共过事的人都觉得奇怪，一向城府很深的苏抑卮，怎么到了晚年，突然恃才傲物忘乎所以，突然把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。1949年以后，苏教授就没摆过什么教授的架子，他显得与世无争，坚定不移地听党的话，像万金油一样被学校安排来安排去。在大家的印象中，再也没有比苏教授更容易摆布的教授，在过去的多少年里，总是组织上